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如何创建的？

　　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建，是上海、也是全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件大事。如今27年过去了，它已成为“历史”。回顾这一段历程，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改革课”，那种不畏风险的改革气魄和为了加快国家发展的远见卓识，令人深感弥足珍贵，它对于我们今天面对种种困难，勇挑担子、深化改革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

　　不要怕，大胆干！

　　龚浩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时有个“三人领导小组”，它是1989年12月2日在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由市委领导宣布的。这三个人分别是：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李祥瑞，时任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的我。李祥瑞于1997年1月因病去世。贺镐圣因病记忆力严重衰退。我虽已90岁高龄，但因筹建上交所是件大事，所以至今仍清晰地记得。

　　市委的这次会议，是研究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与会的有市委常委、市政府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应邀到会。会议除邀请我们三位外，上海其他银行的行长和市体改办的相关领导也参加了会议。此外还邀请了两位理论界代表，即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陈彪如和上海财经大学年轻的金融系副主任刘波。会议由时任市委书记朱?基主持。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要不要引进外资银行；二是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第一个议题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一致认为已经到了该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了。对第二个议题则顾虑较多，认为问题比较棘手，主要是：中国究竟能不能搞股份制？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会不会私有化？发展资本市场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搞股票交易会不会助长投机，扩大贫富差距，甚

　　至引起社会不安定？老百姓把储蓄的钱拿出来买股票，会不会影响国有银行吸收资金的主渠道作用？等等。

　　会上，市委领导和我们三位各有一段问答。他们先问李祥瑞：“老李，你看交易所可不可以建？”李祥瑞回答说：“我看还是有点风险。”“什么风险？”老李说：“主要是政治风险。”他们又问我：“老龚，你认为怎么样？”我从经济条件上作了分析，认为建立交易所急了一点，早了一点：“现在有条件上市的公司太少。最好有100家到200家公司具备上市的条件，其中的50家到100家能够上市，到那时建立证券交易所就会水到渠成。”他们又掉过头来问贺镐圣。老贺的回答是：“不要管它，先建立起来再说，在建设中发展壮大。”

　　在听取了刘鸿儒和与会其他同志的意见后，市委主要领导说，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昔日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首要的工作是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建立证券交易所，发展股票市场这项工作要大胆做，尽管有阻力，有一点政治风险，但是上海如果不采取一些深化改革的措施是搞不下去的。企业资金紧张，负担很重，今年承包基数难以完成，明年将更困难。再不采取措施，上海怎么能为国家多作贡献？所以金融问题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要为此作出努力，加快改革的步伐，树立上海新的形象。

　　最后市委领导拍板决定，成立由李祥瑞、贺镐圣、龚浩成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李祥瑞为组长。老李1928年出生在扬州，1949年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财经大学毕业，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是我的前任，后来他奉命重建交通银行，并任交行董事长、总经理。贺镐圣改革开放后一直研究和主抓体制改革，是个改革意识强、有思路、敢负责的改革专家。当时证券业归中国人民银行管，创建证券交易所又必然会碰到许多改革的难题，将两家形成合力，有利于攻坚克难，把交易所建起来。同时市委领导又明确了两条：一是“三人小组”的工作直接向市长汇报，对市长负责；二是一年之后的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开业。市委领导还强调，对筹建交易所，对外要大力宣传，对内要低调，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影响工作的开展。他们鼓励李祥瑞和我说：“你们不要怕，出了事由我们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直到上交所成立了，他们才向我们“交底”，在成立上交所的问题上，向中央请示过，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鼓励我们不要怕难大胆干。

　　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在那年春夏之交后，国外对我国改革开放持怀疑和抵制态度，西方七国集团还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导致大量外资撤出。面对这样的严峻局面，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我们将继续向世界敞开大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为即将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积极做好准备工作。浦东的开发开放，将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起到先行先试的作用，是要建成中国的金融核心区。作为金融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建理所当然地被列入浦东开发开放的大计之中。现在回头看，这些事关国家重大战略举措的提出和实施，是很有改革的气魄，很有政治意义，也是很富有远见卓识的。

　　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资本市场

　　会后，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开展起来。“三人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管处。具体工作分四个方面：一是统一思想协调工作；二是制定法规和制度；三是交易场所的建设和运行机制的设计；四是为交易所运作准备人才。筹备工作后期，时任上海市体改办副主任的楼继伟也参与了进来。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姓社姓资”的争论没有断过，但争论归争论，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束缚、探索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脚步没有停止过。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国务院成立了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刘鸿儒任组长，制订的金融体制改革初步方案中第一次提出要建立证券交易所，还提出允许企业用发行股票、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等。此后，在全国的一些地方，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转换成股份制企业、内部集资发行股票、有价证券柜台交易、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创立等都陆陆续续迈出了一些步子。到1988年全国有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到1989年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元，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元，中介机构网点达到1600多家。这些资本市场的嫩芽在顽强地顺势破土萌发。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国人民银行也因势利导，1986年刘鸿儒组织央行在全国的13家分行的行长专门到日本野村证券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我是学员之一，很开眼界。回国时，我从野村证券要了两箱子相关书籍和规章制度等文本，还撰写了6篇论文。这些都为上交所的筹建作了一定的铺垫和准备。我们还得到了一套中国台湾证券市场的法规汇编，对我们的工作也有诸多帮助和启发。

　　更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11月14日发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来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在接受客人赠送给他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和证券样张后，邓小平将一张能在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柜台交易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回赠给客人，还对范尔霖说：“美国在投资方面有足够的知识。”邓小平的话，尤其是赠送股票，大大出乎范尔霖的意料，敏感的国际社会更是迅捷地发出了“中国与股市握手”的惊呼，评论邓小平的举动表明股票市场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这一有效工具发展自己的经济。

　　重温小平同志的这一幕，对我们筹建上交所是很大的激励和鼓舞。

　　用“Securities”还是“Stock”

　　与此同时，一批留美归来的年轻学者带来了他们对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波明和高西庆。王波明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系，获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后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研究部做经济师。高西庆获得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在华尔街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在华尔街的耳濡目染，使他们对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充满热情，认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同样需要股市，需要证券交易所。1988年4月他们回国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并引起重视。9月8日，“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王波明、高西庆受邀参会。当时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计委、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的领导到会参加研讨。会议的成果是，会后编写的《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把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勾勒了出来。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及财政部、体改委、原国家经委等有关领导，听取了研讨会情况的汇报。之后，以这些归国学者领衔，组建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即后来被称作的“联办”。他们提出的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设想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了，但他们的智慧对我们筹建上交所很有帮助，我为此专门到北京拜访过“联办”，受益匪浅。

　　上海的专家学者围绕建立上交所也开过几次研讨会。上交所筹建工作启动后，还组织过一次国际研讨会，在更大范围内听取意见和建议。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交易所的规划和管理办法的制订比较顺利，

　　先后共出了13份文件的初稿，但水平怎样，心里还不太有底。在香港政界和金融界的一些朋友，如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业务主席方黄吉雯女士，爱立信中华区总裁、上海市长咨询会议筹备组成员、英国友人麦克来伦先生等对此都很关心，让我们把文件发给他们，他们翻译成英文后请一些发达国家证券交易所的资深人士提意见，再把意见翻译成中文反馈给我们，对我们帮助很大。

　　其间有个细节值得一提，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中“证券”这个词的英文翻译费了一番心思，按理翻成“Stock”就是了，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用这个词，可在我们当时的社会环境，这个词还比较敏感，加上交易所成立初期交易的股票只有8只，国债、企业债等交易品种则有20多个，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建议用“Securities”这个词，以减掉点锋芒。结果这个留有时代痕迹的、不甚规范的表述，一直到1997年12月19日交易所搬到浦东新址时才改过来。

　　尉文渊来主动请缨

　　在部分工作进展较为顺利的同时，交易所选址、建设和股票交易运行的实际操作制度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推进则比较迟缓。恰在这个时候，1990年6月，市领导率领上海市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宣传浦东开发开放。最后一站抵达香港，在会见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时，她说将在12月率领一个大型经贸代表团访问内地。市领导很高兴，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12月成立，届时请邓莲如和代表团成员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仪式。邓莲如欣然应允。接着在记者招待会上，市领导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这重磅消息一出，立即引起轰动，外电纷纷评论说，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会变”。但把我们弄得很紧张，因为这个时间表没有公开过，没有公开意味着万一筹备工作没有做好，成立时间还有往后延的余地，现在公之于世了，没有退路了，到时间非成立不可了。也正在这个当口，负责交易所建设的筹备组组长的工作发生变动。只剩半年时间了，谁接着干？到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负责金管处工作不久的尉文渊找到我，主动请缨接手这项工作。金管处的职责之一是管理证券市场，尉文渊正是分管证券的。“三人小组”研究后同意了。

　　我对尉文渊很了解，他是我的学生，恢复高考后他考进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财政金融系，我是系党总支书记，他是学生会干部。这是一个满怀激情的年轻人，有想法，有点子，不怕困难，有自信心，是想干事、也能干成事的人。我们相信他能挑起这副重担。

　　离开业只剩下5个月

　　尉文渊：1990年我不到35岁。1983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在国家审计署干了六七年。成家后因两地分居调回上海。当时在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担任代行长的龚浩成把我安排到分行金管处工作。一切从头开始，想做出点成绩。这时浦东开发开放已经宣布，交易所筹建组又需要人，觉得是施展的机会，就“毛遂自荐”了。但说实在的，当时我是个“股盲”，对做好这件事的难度有多大，证券交易所是怎么回事，怎样把交易场所建起来并有序地运转，并不是很清楚。记得是7月3日接手交易所筹备组组长，接手后才知道好多工作还没有理出头绪，如什么样的公司可以上市、股票交易如何进行、交易模式是什么样的、交易清算应有怎样的程序等，一系列实际操作的规范性条文，以及交易员培训、会员和席位的明确等都还没有眉目。虽然我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股份制，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也读到过通过发行股票筹集建设铁路资金的阐述，但基本上还是概念上的，对实际工作很难起到作用。懵懂地面对这一切和只有5个月的时间，顿觉压力很大。不过眼前的这么一大摊子事中，有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是明确的，那就是要尽快找到一个宽敞的、合适的场地进行设计、装修、布局，建成股票交易大厅，否则再拖下去很有可能到时交易所开不了业！

　　找交易大厅花了一个多月

　　我马上把手下的6个人分成两路，一路找房子，由我负责；另一路围绕公司上市和股票交易运行等制订各种文件和规章制度，由吴雅伦负责。晚上全体会合交流情况，商讨工作和修订各种文件。与此同时，我借用万国、海通和申银三家证券公司的力量，请他们帮着研究一些问题和起草一些文件，还从他们那里借了一些人到筹备组工作。这样，把繁杂的工作摆布开，人员调配好，以便能够有条理地推进。

　　当时正是大热的天气，那时哪有小车，出门就挤公共汽车，东跑西颠地找房子。我到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旧址看过，结果发现已被分割出租；到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旧仓库寻找，面积倒够大，但装修工程量太大，时间根本来不及；到火车站售票大厅和邮政局的分拣车间也去看过，均失望而归。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房子还没着落，那个焦急啊！

　　选不中，和头脑中对交易所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没有概念有关。到有交易所的国家去考察是个办法，但当时出国还是件比较敏感和复杂的事情，不容易办到。于是我“走捷径”，把在旧上海证券交易所里工作过的一些老人找来询问情况，听他们描述，又看了一本书的封面上印的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头脑中有了一些印象。这时有人建议到北外滩浦江饭店的“孔雀厅”去看看。跑去一看，眼前顿时觉得一亮，不禁兴奋地脱口而出：“就是它了！”大厅不但够宽敞，而且够气派。这是一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欧洲建筑风格的涉外宾馆，地处黄浦江和苏州河交界处，位置很好。那时涉外宾馆生意不景气，作为宴会厅的孔雀厅常常处于闲置状态。我当即拍板把孔雀厅租了下来。随即把上海最好的华东设计院请来设计，并向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借了500万元用于装修和其他开销。从交易大厅的色调、交易柜台的位置、显示屏的安装到各种管线的铺设等，我发动大家群策群力，集中大家的智慧，同时也事必躬亲不放过每个细节。我上小学时学过素描，有点美学概念，为了和大厅的色彩相配，确定场内交易员穿红颜色的马甲。没想到派去买布的人看到黄颜色的布料质量很好，把黄布买回来了。我说，既然买回来了不要浪费，就让场内管理人员穿黄马甲；再去买红布给交易员做红马甲。作为交易大厅一景的“红马甲”、“黄马甲”就是这样来的。交易现场需要安装50门电话碰到了困难。那时电话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是“稀缺资源”，电信部门回复说“无能为力”。后来市领导闻讯后，几经协调才解决问题。

　　作为管理者理念一定要先进

　　交易大厅装修期间我每天必到，同时也有时间坐下来，一份份研究、修改和审定各种文件，以确保开业后交易活动能够规范、有序地运行。每签发出去一份文件，就组织相关人员学习，进行培训，各种条款不仅落在纸上，更要落实到每个相关人员的实际操作中。下转8版

　　龚浩成简历：

　　192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47年就读现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的上海商学院银行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后任副校长。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起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代行长，1987年任行长。1989年为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位负责人之一。交易所成立后，任交易所常务理事，后主持理事会工作。

　　尉文渊简历：

　　1955年12月出生于山西孝义一军人家庭。1970年至1975年在新疆伊犁当兵。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复员回上海后，在普陀区工作。恢复高考后考入上海财经学院(现为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1983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参加组建国家审计署，后任审计署教育培训处处长。1989年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管处任正处级副处长。1990年7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被聘为首任总经理。1995年辞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职务，自主创业至今。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

　　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建，是上海、也是全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件大事。如今27年过去了，它已成为“历史”。回顾这一段历程，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敢于担当、敢于创新的“改革课”，那种不畏风险的改革气魄和为了加快国家发展的远见卓识，令人深感弥足珍贵，它对于我们今天面对种种困难，勇挑担子、深化改革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本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今天刊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和创建者龚浩成、尉文渊对这段历史的珍贵回忆。详见7、8版

　　股票交易用什么方式引发了争议。我提议运用电脑技术进行无纸化交易，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他们说，美国这么发达，从电视上看纽约交易所的交易还用“打手势”的方式，现场很热闹，有气氛，也有可看性。一些见识过资本主义国家证券交易所的人也主张保留一部分场内报价、手工促成的交易系统。再说，我们现在只有8只股票，国债、企业债和金融债券加起来也就二十几种，哪用得上电脑技术？银行月末结账靠的还是人工打算盘，电脑能行吗？安全可靠吗？我坚持自己的看法，说眼光要远一些，交易所成立后股票肯定会增加，交易量会增大，不用电脑技术肯定会落后，跟不上形势，满足不了投资者的需求。我在审计署负责教育和培训，接触过电脑技术，虽然那时这些技术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已能感受到电子科技带来的便捷和高效，也能感觉到它的发展潜力。最后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便确定电脑和“手势”都做准备，一些人对交易员进行手势培训，我负责组织人员进行电脑软件开发。我把上海财经大学从事计算机教育的年轻教师谢玮请来攻关，他又把在复旦大学搞计算机教学的夫人拉来出谋划策。当时深圳黎明工业公司的计算机技术在全国领先，便把他们也请来加入。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先例可循。我让他们先帮银行的金管处设计计算国库券交易数据的软件。几经探索取得进展后，再设计股票交易软件。在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后终获成功。试运行表明，无纸化交易快捷、高效、安全，效果很好。于是手势培训停止，转入电脑交易培训。软件开发花费的100万元，是从装修款中挤出来的。我还把万国、海通和申银三大证券公司的负责人找来，动员他们购置电脑设备。由于价格比较高，有人有些犹豫，在我分析了发展趋势后，他们的顾虑打消了，上下的步子协同起来。

　　市领导访问香港的时候，专门到访香港联交所，并请联交所指导即将成立的上交所的管理工作，这就促成了我们到香港联交所的学习和考察。我们总算第一次看到了交易所的模样，看了两天，感觉他们的做法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不免紧张起来，会不会我们的做法有问题？但是琢磨来、琢磨去，我明白了，他们的做法里面有很多传统留下的东西，而我们是全新的，尤其是把电子科学技术运用到股票交易中，比联交所的交易系统先进。当时带队的是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罗时林。我和罗行长说了感想，罗行长说：“你话说得这么大，是不是骄傲了？我们还没开张呢！”我说：“不是骄傲，是信心更足了，因为我们顺应时代，设计逻辑没有错！”

　　后来一些发达国家的证交所高管看了我们的交易系统，都认为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是具有领先意义的创举。他们评价说，如果没有电子交易的技术基础，中国证券市场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我因此多次获得“金融电子交易奠基人”之类的褒奖。其实我不懂计算机技术，但我心里一直在问自己：“你的‘己任’是什么？假如你是投资者，你要什么？”我清楚，交易所是为投资者服务的平台，因此一定要想投资者所想。投资者要的是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是交易的公平、公正、方便、快捷和安全。而这些单靠人工是难以做到的，一定要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理念一定要先进，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在推进电脑技术的同时，我还考虑要办一张证券信息类的报纸，也是出于这样的理念。因为投资者要作出投资决策，首先需要的是政策信息、公司信息等等。但这张报纸是什么样的、证券信息应该怎样写等并不很清楚，只是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传递信息的媒介。交易所成立半年后，我们以“交易所内刊”的形式推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很受投资者的欢迎和好评。后来这份内刊成了由新华社主办的全国第一张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前身。这当是后话，但对这件事的思考和决策是在筹建上交所期间。

　　“你敢不敢大胆管理？”

　　随着交易所各项筹备工作取得进展，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9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请示”中称：“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建议国务院予以批准，以进一步树立我国改革、开放良好形象，加快浦东开发、开放的进程，促进我国现已开拓的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更好地为国家和企业筹集融通建设资金服务。”过了不到二十天请示获批。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成立大会。绝迹四十多年的证券交易机构又重回上海滩。来自上海、浙江、安徽、江西、山东、辽宁、海南等地的25家证券经营机构成为交易所会员。会议先选举理事，接着召开理事大会选举常务理事，再选举理事长和副理事长。根据市里的提议，李祥瑞当选理事长，申银证券公司总经理阚治东当选副理事长（兼）。我被理事会聘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大家议论说34岁的小尉，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证交所总经理。

　　因为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一行最终确定12月中旬到访上海，上海市委、市政府于是决定上交所开业仪式于12月19日上午举行。12月3日，市领导到交易大厅装修现场视察。一下车，见交易大厅门外建筑垃圾堆得一片狼藉，领导们的神情不禁严峻起来。走进布置就绪的大厅一看，才舒缓下来。他们问我：“你敢不敢大胆管理？”我说：“敢！”他们笑了。

　　那些天我们从早忙到晚，完善开业的每个细节。开业前一天的晚上，我在搬桌子时不小心桌腿砸到了左脚面，脚面很快肿了起来，疼痛难忍。过了不长时间还发起了高烧，细一看，原来伤口被皮鞋摩擦已经发炎，因忙忙碌碌竟没有察觉。当时头脑昏沉，浑身发冷，直打哆嗦。和我一起搬桌子的殷叶亮马上把我背到楼上浦江饭店的客房里。我让小殷不要告诉别人，倒头迷糊了两三个小时，熬到天亮。

　　19日上午，开业仪式即将举行，小殷又悄悄把我背到现场。小殷的脚大，鞋子也大，我让他委屈一下，和我交换左脚的鞋子，让我肿胀的左脚好受一些。我就这样一只鞋大、一只鞋小地倚着墙迎接贵宾。9点钟，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基率上海市高层领导，与来自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的领导，来自香港贸发局、香港证交所、香港金银业贸易场、新加坡证交所、马来西亚吉隆坡证交所、东京证交所的负责人，以及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的政界人士和金融家先后入场。龚浩成主持开业仪式。朱?基发表讲话，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接下来是理事长李祥瑞授权我敲锣开市。敲锣地点在二楼，小殷又护着我上去。为了不让别人看出“异样”，我硬着头皮挺着身子。我举起棒槌用力“咣”地一下敲响了那面铜锣——国际上证交所开业有敲钟的，有摇铃的，我想中国证交所开业要有自己的特色，就敲锣吧，这面铜锣是我花了六百多元从城隍庙旧货市场淘来的。可没想到的是，当锣声响起的一刹那，我眼前突然一黑，晕倒在地，啥也不知道了。好在大家都喜气洋洋地在一楼交易大厅参观，看电子交易大屏幕上滚动的数字，没人注意上面发生的意外。小殷他们急忙把我从旁边的通道扶出去，就近送到了长征医院。这一住竟住了一个来月。医生说我脚面感染很严重，感染的时间又长，不好好治疗怕会出问题。可我惦记着交易所的运行状态，悄悄溜了回去，见一切正常，心才放了下来。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我国的证券事业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为此吃的那点苦算得了什么呢？以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我们当初的预想，作为一名拓荒者，这是让我深感欣慰的。

　　（注：文中邓小平会见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的讲话，摘自1986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新华社电讯稿。本文作者张持坚为本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