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怀定（1950年-2021年6月13日），男，人称“杨百万”、“中国第一股民”，祖籍江苏镇江 [3] ，原上海铁合金厂职工，在1988年从事被市场忽略的国库券买卖赚取其人生第一桶金而成名，随后成为上海滩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股票市场上炽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当时与其同时代的那批大户们现在只剩下杨百万一人还活跃于证券市场。杨百万具有江浙上海人特有的精明与金融意识，从而成为中国证券历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后来其故事被包括美国《时代周刊》 、《新闻周刊》在内的世界各地媒体广为报道。并在1998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风云人物”。 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逐步开放证券交易。1988年春，国库券转让从7座城市开始试点，逐步增加到在61座城市放开，还出现了异地差价。这一年的4月21日，也就是国库券开放交易第一天，杨怀定用东拼西凑的2万元人民币，赢得了“第一桶金”——800元。”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从杨怀定家属处获悉：2021年6月13日凌晨，杨怀定去世，享年71岁。
杨百万能够笑傲风云变幻的中国股市数十年而不倒，不仅源于他对政策的正确把握、面对风险时平和的心态，更源于他过人的智慧和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的实战经验与技巧无疑是值得现在投资者借鉴的。
开发一套体现自己十几年炒股心得的独特软件，以服务更多的散户投资者，帮助他们实现财富之梦，这一直是杨百万的宿愿。现在，在杭州及时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紧密合作下，杨百万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杨百万证券决策系统”在广大股民的企盼中诞生了！
在工厂
祖籍江苏镇江的杨怀定，是"文革"之前的初中毕业生，曾在上海铁合金厂当过工人，后来又当了仓库保管员。当时由于生活不富裕，他就和妻子悄悄地干起了第二职业。
他的妻子承包了浙江上虞一家乡镇企业的销售业务，他自己也在业余干点推销活儿。由于第二职业收入不错，慢慢竟然积攒起了2.9万元余款，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可是个不小的数额。
于是老杨便出手大方起来，有时也买上几条外烟请厂里的工友们抽抽。不料这一来，却引起了工厂保卫科的注意。有一次由于他管的仓库被盗，人家怀疑他监守自盗，公安局竟突然请他"谈话"，他惊呆了。
6天后，事情终于查清楚了，原来是别人干的。可是这事却深深地刺激、伤害了自尊心很强的杨怀定。他想：我对工厂这么负责、热爱、到头来却不信任我。
士为知己者死，不相信我，我就走！在提出辞职时，他写的第一篇经济论文《用活奖金、促进生产》在行业报刊上被发表，厂里这时才发现他是一块"材料"，遂百般挽留，但为时已晚。
就这样，在人们一个人人想往国营大厂钻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却横下一条心，毅然辞职了。
这一天，是1988年4月21日。
抓住商机
"置于死地而后生"--没退路了，怎么办？
干个体户，他想过，但却又不甘心。他想读书想学习，"文革"十年使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他多么想挣一笔钱，第一，将他从40岁辞职到60岁退休这20年的工资挣回来；第二，将他60岁退休到以后和妻子度晚年、照顾儿子的钱挣回来；第三，将他读大学、买书的钱挣回来。但干个体户，能挣回来吗？他不敢相信。
于是，他钻进了最有名的上海图书馆，去念报纸，看看报上有什么致富信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他的2万余元也在一天天地减少--毕竟是坐吃山空啊！但他还是坚持天天去看报、学习。突然有一天，他眼前一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的一个讲话赫然映入眼帘：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地内的公民可以自由买卖国库券--国库券可以由死钱变活钱了，可以流通了！他立即想到了很多很多……
在南京路邮局买下了当天的《人民日报》之后，他又兴冲冲地跑到上海一家大银行的金融研究所，一位西装笔挺、戴眼镜的研究员接待了他。当杨怀定问他"什么时候真正可以买卖国库券"时，研究员怔住了，"不行！买卖国库券是非法的！"杨百万笑了，心想："别看您西装革履的，却原来是位不读书不看报的。"他显得很老实地从口袋里拿出《人民日报》，研究员一看又怔住了，"啊！我们还没接到红头文件呢！"杨怀定于是托他打听：什么时候可以买卖，全国哪些城市可以买卖。研究员十分客气谦虚地答应了。几天后，杨怀定就弄明白了，全国有6个城市可以买卖，除上海外，最近的是安徽合肥市。怎样才能用最快的时间知道那儿的国库券价格呢？老杨又去查《安徽日报》（他多次讲：我的事业是从看报纸开始，报纸里边有黄金！），他发现，在上海100元面值的国库券卖102--103元（因为已过了一段时间了），而《安徽日报》上介绍合肥的同种国库券只卖100元（说明当地人民急于兑现，等活钱用）。杨百万眼睛一亮，心里豁然开朗。当天，他和妻子商议后，从银行里取出了全部存款2万元，并又从亲友处借了9万元。第二天，老杨换上一身旧衣服，夹着一个旧黑包，买了张夜班去合肥的火车票，一坐就是13个小时，赶到合肥去买国库券。当时，合肥市工商银行接到上级通知，不得不买进10.65万元的国库券，正发愁这笔死钱怎么用活。杨怀定一来，就说："全买下。"女业务员一听吓一跳，赶紧请了银行经理。经理说："我们有10万元，不是1万元，你听清楚啦？"杨怀定笑了，将10捆1万元一扎的钱放到了桌上，说："点钱吧。"这样一来，银行乐了，《安徽日报》的记者也赶来采访了。杨怀定只是讲了一通国券利息高的一般道理，并请他们继续按国家规定收购国债券；然后留下一句以后我还会来的就走了。
次日，他又一宿不歇地赶到上海去卖掉。辛辛苦苦第一次易地买卖国库券竟挣了1060元，而这才来回两天时间。这在上海工人人均收入200--300元的年头，可不是个小数字，杨怀定和妻子别提有多高兴了。 杨怀定休息了一天，又穿上旧衣服，挎起了旧皮包，再次坐夜车赶到合肥……坐夜班车多累啊，有一次打盹，他的钱箱被一伙小偷提走了，幸亏邻座叫醒了他，他追了几节车厢，才找回来--小偷说"对不起，我们提错了"。这一追把杨怀定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小偷们知道包里边有9万元，非死死地抢走不可。
他说："如果钱追不回来，我也就不是今天的我了。人生平时不起眼的某一个成功的事件，或失败的事件都可能大大改变人的一生。”
从此以后他晚上坐车再也不敢打盹了。这一来他的身体也就更累了，可是杨怀定心里却是温暖的、亮亮堂堂的，因为他知道他正在艰苦而又明明白白地奔向一个大金矿啊！就这样，杨怀定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默默无闻来回于上海与合肥之间，说心里话，他从此对铁路、对安徽都有了感情。正是通过这种理智的异地证券交易，通过这种钱生钱的特殊的长途跋涉，杨怀定皮包里的货币不久就以6--7位数计算了。但是有了钱，杨怀定心里还是不安，这么做合法吗？起先，他怕秘密泄露出去，只敢悄悄地干，但后来，他发现国库券买卖的市场非常大，就是有10--20个杨怀定也不会影响两地的价格。于是，他只有不怕泄露地去求教于律师事务所。专门研究经济法的律师听了一怔，说："异地交易国库券？没听说过，待我们研究一下再回答你。"
研究的结果，完全合法。律师们说，国家和地方政府，一般总以为是当地买卖，但细细一想，两地买卖亦完全正当、合法，而且这还有利于全国性国债市场的形成。说实在的，今天中国的股票市场、国库券市场如此四通八达，遍及全国400多个城市，其渊源，其实质，和杨怀定当时辛辛苦苦地带着钱奔波于两省市间是完全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真成了中国第一个异地证券交易的勇敢的吃螃蟹者--功劳大大的！
与股票结缘
杨怀定仍是心里不定，他想到了国家，想到了交税。我这么赚钱，该向国家交税啊！可是查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却没有关于国库券交易要征税的规定。他仍不放心，又怯生生地来到上海市税务局，找到领导同志。领导同志问："您是来补税的吗？""不，我是来问问题的。""您做什么工作啊？一般都得交税的。""但我做的事是买卖国库券，税法上没讲要交税。"领导同志先是一怔，继而又惊喜地说："你是杨怀定吧？早听说你买卖国库券发了财。"他们赶快打开《税法》一一细查，果然，没提这事。杨怀定问："是不是上边忘了？""好，我们请示一下上级再答复您。"几天后，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回电：为了促进国库券发行、流通，方便群众，国库券买卖不征税。杨怀定知道后，这才完全定了心。上海市税务局的有关领导很高兴，专门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民的纳税意识》的文章表扬他，说："正当不少人千方百计地逃税、漏税的时候，一位不必纳税的同志，却主动来请示税务局，是否要交税，这位同志--就是杨怀定。"从此，杨怀定的大名就在上海的干部、群众传开了。人们纷纷猜测他有多少钱，有的估计有几十万，有的估计有上百万，于是都称呼他"杨百万"--和成都市帐子大王的名字一模一样。杨怀定听到后乐了，他觉得这名字挺响亮的，既然这样，那就叫"杨百万"吧。于是，他在自己的名片上也公然印上这个名字。久而久之，人们反倒把他的真名都给忘了。杨百万从此开始变得引入注目起来，但他真正的更高速度的发财，还是从1989年7月14他买股票开始的。当时，鉴于1988年开始的宏观经济中的治理整顿已取得了成效，而市场上的不少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卖不出去，出现了不少工厂停工，工人拿70%工资在家下岗，市场疲软的情况--这意味着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太少了--国家决定再资进行宏观调控：放松银根，将银行的贷款利率降下来--中央电视台一天三次不停地播送这条消息，这就是说：国家在告诉人民，现在你们不必将全部钱存银行了，该去买东西啦，该去搞投资啦。
杨百万看着电视，心里想开了：银行利率下降了，流向社会的钱就会多起来，物价就会上涨，钱就会贬值，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保值呢？他想了很久，猛然心里一动，银行利率降了，说明国家鼓励居民这段时间多消费，从而不也就是鼓励工厂多生产商品、多投资吗？这么一来，股票--这种投资证券，不也就会涨了吗？想了一宿，次日早上，他和妻子一商量，说干就干了起来。上午九点不到，他就来到上海唯一的两间门面的静安证券门市部。不少人一见他，就围了上来，"老杨，多日不见了，今天卖什么？国库券吗？"他笑而不答，排起了队。营业开始，轮到他时，营业员见是杨百万以为他又要买卖国库券了。不料，杨百万一语惊人："现在还有多少种股票，多少数量待售的？"这一下，门市部轰动了。杨百万听到回答后说："按它们的卖出价计算，我全要了。"他买了面值100元的真空电子股票2000股（相当于现在的20万股）就走了。也不知是杨百万的举动提醒了人们，还是杨百万看得准，过了不多日子，股票就只有委托买进，而没有卖出的了；半年以后，股市开始猛涨，一下子就摆脱了在100多点徘徊2年多的历史，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涨阶段。--看，100元的"真空电子"涨到2200元，50元的"飞乐音响"涨到400、600元……这一样，杨百万可真发了！
及时变通
但是潮涨总有潮落时，当股市猛涨，大家都在欢天喜地地炒"延中"、炒"二纺机"时，当上证指数达到1400点时，杨百万看到了乐极生悲，股市炒得太高的危险性，不久，就悄悄地抛掉股票又买回了国库券。
1992年5月，股市终于从高往下走了。同年11月，上海股市经过五个多月台票的连续下行，指数从1400点跌到了392点。有人整天悲悲戚戚；有人则因想不开而自尽了；一批很沉得住气的干部，也被跌怕了。他们派代表到专门研究股市的研究所去请教，几位青年股市分析家告诉他们，大概要跌到200点呢。这批干部听了面如土色--还要跌一半啊--回去后便纷纷"壮士割腕"了。说来也真惨，1400点不抛，900点不抛，392点了，股价跌去3/5了，损失75%了，倒来抛了。
--这也正应了那句股谚："股市无专家"。但是股价狂跌到人人都绝望的时候，往往也就光明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市证交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直至国务院领导都亲自出面，召开上市公司座谈会，希望新上市公司能够拿出1/10的以股票募集的资金来托一下市，并要求股份制公司千方百计搞好内部管理，提高效益，给股民较多的汇报……国务院领导一再表示，希望上海股市要稳定……此时，杨百万也正在关注着、思考着这一切，他不是神，他是人，虽然他无法估计股市会跌到多少点，但是他意识到已经跌得很低了，至少离底部已经不远了。
重返股市
于是，他亲自出马，将国库券大笔大笔地变卖成现钱。在股市一片黑暗之际，他驱车来到上海当时最大的也是人最多的交易场所--文化广场，这里有全国各地几十家证券公司的分部，每天都有几万股民进进出出。他魁伟的身材一离开小车，就立即被人们发现了，不少股民跑过来征求他的意见："老杨，还会跌吗？"他笑而不答，保安人员围了上来说："老杨，你有什么事就来个电话，何必亲自来呢？看围了多少人！"杨百万边笑边往广场的舞台上走，大群大群的股民围着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套了几个月的工人、干部、退休工人、市民，他们几个月来食不甘、眠不安，做梦都会哭起来，有的亏了几万，有的亏了几千--其中大部分都是平时省吃俭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工薪钱！这时，他们都在密切关注着杨百万--这位最著名的平民投资者、平民金融家的一举一动。杨百万走上舞台，当众请工作人员以市价打进1万股"轻工机械"（当时仅4.5元/股）。立时，人群轰动了，"杨百万买了1万股'轻工'，杨百万开始买股票！"--当时，股市天天跌，即便是再大胆的人也只敢几百股几百股地买。事后，他对人说：当时，不能号召大家买，万一再跌下去，不是害了人吗？所以，只好"身教重于言教--以自己的行动去告诉人们，这差不多接近底部了。"
勇者的收获
杨百万是很有悟性的，他的智商很高，又懂得体贴人，懂得人的心理，他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国务院、上海市领导、深圳市领导的关心、努力下，在各大券商及上市公司的配合下，也许是在杨百万的带动下，上海财政证券公司及一批勇敢的人在股市黑暗之际，大胆地用自己的钱大笔大笔地买进股票。11月，"氯碱"股上市，5.4元的溢价竟跌到4.9元，绩优股"联农"竟跌到7.2元，……"氯碱"公司及深圳来的股民与上海股民一起奋不顾身地大胆吃进廉价股票……"世上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严寒之后是春天"--就在杨怀定买进"轻工机械"的一周后，上海、深圳股市在经历了五个多月的下跌后开始上涨了，上海股市像是报复性地以一天50点、100点井喷式的速度迅速上冲，一浪一浪地上涨，"轻工机械"七天后涨到9元多，并且一涨就涨了三个月----杨百万的收入又翻了个倍！！
杨百万平时非常注意学习，爱看报，看书。有了钱，干什么？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买书，订报。他不仅买股市操作的书，买国库券交易的书，而用最多时还订了大大小小118份报纸，他说："我的事业，就是从报纸开始的。"我曾经问他："118份报纸怎么来得及看？""我从来不看花边新闻，只看经济要闻"--看，这就是辩证法，凡事要抓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了钱，他买了五套房子，这儿住住，那儿住住，因为找他的记者、朋友太多，而他则想安静地学习。时间是宝贵的，为了赶时间，他买了辆夏利小汽车。他致富不忘他人，当听说一位叫罗淑珍的妇女因受丈夫虐待而致残，濒临绝境时，即给她捐款，请了终身保姆。对此，《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法制报》都作了报道。
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最早参与者，实践者和见证者，杨百万在证券市场拥有许多“第一”：第一个从事大宗国库券异地交易的个人，第一个到中国人民银行咨询证券的个人，第一个个人从保安公司聘请保镖，第一个主动到税务部门咨询交税政策，第一个聘请私人律师，第一个与证券公司对簿公堂，也是第一个作为个人投资者被大学聘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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